中国社会科学院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齐建国
山东皇明太阳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鸣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徐海云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编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齐建国——
打好循环经济这张牌
本报记者 潘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齐建国说，“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约10.1%，但水泥产量年均增长约11%，粗钢产量年均增长约18%，原煤产量年均增长11.5%，发电量年均增长14.2%。今后几年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的依赖将持续上升。
“破解资源环境的约束，必须打好循环经济这张牌。”齐建国表示，2010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循环经济再生利用价值已超过1600亿元，“十二五”期间要提高到1万多亿元，发展潜力巨大。
目前，我国的循环经济服务体系比较薄弱，面临政策性和市场性风险。例如，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某些地区曾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家企业倒闭，往往使原材料供应链断裂，从而导致整个循环经济链条崩溃。去年，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一些省份采用拉闸限电的办法，也导致了这类情况的发生。
“系统性风险要靠系统性的办法来克服。”齐建国认为，应建立政府风险基金体系，由政府采购提供支持等。此外，还可以建立利益共同体，如让循环经济链上的企业交叉持股等。
发展循环经济还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以降低循环利用资源的成本。
齐建国介绍，以我国钢铁产业为例，2003年至今，钢铁产业的主要原材料铁矿石和焦炭可比价格提高了4至5倍，而钢材市场可比价格只提高了2至3倍，但企业仍然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其主要原因是钢铁企业全面发展循环经济，大力推进自主技术创新，使单位钢材物质消耗得以大幅度降低，使废气、废渣、废水等得到循环利用。同样，化工、水泥、电力行业也都有类似的案例。
山东皇明太阳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鸣——
新能源不必都用来发电
本报记者 潘少军
“谈起新能源，有人以为全是用来发电，这是一个重大误区。目前，我国50%以上的能耗是以热能而不是以电能的方式出现，如果用新能源来替代这些能耗，通过直接利用热能的方式比利用发电的方式效率高得多。”山东皇明太阳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鸣说。
以太阳能利用为例，采用光伏发电方式，光的转化效率只有百分之十几，随后通过电线传输有损耗，最后到达各种终端设备，将电能转化为热能时还有损耗；而直接利用光热方式，比如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锅炉等，光的转化效率轻易就能达到50%—60%。
“我们何必兜一个大圈子，把新能源都用来发电？因此，今后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应以热利用为重点，这可以突破新能源利用效率低的瓶颈，是一个发展的大方向。”黄鸣说。
黄鸣认为，太阳能的热利用，包括采暖、制冷、干化、热发电等，是我国具有全面技术优势的新能源领域，应在城乡进行系统性、大规模的推进，而现在许多人把它当成低端产业，这一落后观念要转变过来。目前，美国、西班牙、荷兰等新能源强国已在国内开始大力推广，欧洲也在北非、撒哈拉沙漠等地启动了大规模的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黄鸣表示，新能源产业需要扎扎实实地推进，如果靠“赚政策钱”来发展，就会有巨大的风险。例如，我们紧盯欧洲为发展新能源提供的补贴政策，这是主动伸出脖子去让别人“卡”；就算是在国内，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的补贴政策，对于新能源的高成本问题，最终还得靠技术进步和规模化生产来解决。
黄鸣说，我国新能源发展应该更有针对性。比如风能，应提高大容量风机的设计和制造能力；对于光伏发电，应解决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问题，并大幅提高产品的光转化效率；生物质能应大力推广分布式的生物酒精、生物柴油的应用等。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环境信息更加公开
本报记者 刘毅
环保NGO（非政府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中国环境保护的核心障碍不是缺技术缺资金，而在于缺乏动力。
由于执法不严等原因，污染大户缺乏动力解决环保问题。这就需要有更多公众参与，其前提就是环境信息公开。
“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政府信息公开可以进一步扩展。”马军说。
去年12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布了最新的“113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报告，评价结果显示，2009—2010年，中国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总体上继续扩大，部分城市有明显提升，但环境信息公开的进展还不均衡，部分城市低位徘徊，少数城市不进反退。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2008年5月正式颁布实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共同开发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并根据这一评价体系对该法规在2008年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发现仅有4个城市达到了及格线（总分为100分，60分为及格线）。
去年底发布的最新评价结果显示，113个城市的平均分达到了36分，比2008年提高了5分。而60分以上的城市增加到11个，其中冠军城市浙江宁波达到了80分，紧随其后的是深圳、上海、浙江台州等城市。
“在政府公开信息的基础上，我们希望推动更多的利益方重视政府公布的数据，并善加利用。”马军表示，“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负责任的大型品牌企业开始使用这些数据去管理自己的企业和供应链条，关注供应链条上存在的污染问题。”
他认为，建立绿色供应链，对解决全球生产和采购对中国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有重要意义，可以防止污染转移，同时促进中国的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徐海云——
垃圾处理需走出误区
本报记者 孙秀艳
说起“十一五”城市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70%目标的完成，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有着一份隐忧：这是靠生活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转换来的。
目前，无论城乡，垃圾处理都面临窘境，许多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面对的是“有钱没地”（居民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而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如村镇地区则是“有地没钱”。
作为垃圾处理“主烧派”的代表人物，徐海云不断在为解决垃圾问题奔走。他认为，应该让公众对垃圾焚烧有个正确的观念。“过去一年生活垃圾焚烧在争议中走向理性，未来的生活垃圾焚烧将在争议中走向快速发展。”徐海云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70—80座，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能力8万—10万吨/日。与此同时，我国生活垃圾填埋场数量也将大幅增加，如果按每个县一个填埋场计算，还需要建设填埋场1500多座。
“当然，未来也面临许多挑战。”徐海云告诉记者，现在公众对生活垃圾特性、生活垃圾资源化水平、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生物降解垃圾系统管理和利用等方面还存在很多认识误区，但这些都将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修正。
“生活垃圾资源化是个大市场，人人向往，但也鱼龙混杂。”徐海云说，在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尽管垃圾处理的“奇思妙想”、“天才发明”还将以不同形式出现，但他更相信也期待着大浪淘沙，好的技术与管理才是垃圾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
垃圾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发展问题，也正是因此，徐海云认为未来生活垃圾处理需要“给力”，这个“力”应该来自政府部门，也应该来自普通百姓。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
节能减排应坚持高目标
本报记者 刘毅
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看来，前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出现的为完成节能降耗目标而拉闸限电的现象，并非一无是处。
杨富强认为，这是给地方的一个很大的教训，或许能提醒地方在‘十二五’节能减排上要做得更好一点，强制性的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是必须要完成的。
杨富强表示，中国“十二五”节能减排的目标不宜降低，应该制定一个“跳得高一点”才能够得着的目标，有效促进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转变。
过去30多年来，杨富强博士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可持续能源战略和政策研究，在推进建筑、工业和交通部门节能、低碳生态城市、电力和可再生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杨富强等专家评估认为，中国“十一五”节能减排大部分靠的是技术，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的节能减排很少。国际金融危机一来，有一些地方的投资投到高耗能行业去了，结构调整的节能减排量不增反减，变成负数。
杨富强认为，60%的节能减排潜力是在于经济结构变化。中国提出“十二五”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作为攻坚战，这对节能减排非常有利。“‘十二五’节能减排是可以做得比‘十一五’还要好的，因为我们得到了很多经验教训，而且政府已经出台并将要出台许多激励性的政策。”
“我认为‘十二五’期间应该继续贯彻实施单位GDP能耗降低的约束性目标。这样的约束性目标应该高一点，才能真正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抓手，有效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变。”杨富强说。
杨富强每天乘坐地铁上下班，虽然高峰期“挤得不得了”，但他一直坚持尽量乘坐公交出行。
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为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尽一份力量。
